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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一个孤独的民主先驱者

2019-06-07 22:53:22

  迟云飞,1957年生于黑龙江,1977年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1981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8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9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攻读博士学位。1999年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清史,尤其对清末民初政治史有较深入的研究。已出版著作《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宋教仁思想研究》、《曾国藩大传》、《清通鉴》(光绪朝下、宣统朝)、《清史编年》(第十二卷),发表论文百余篇。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 ”— ——《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

  启蒙:从民族主义到民主宪政

  宋教仁是一个孤独的先驱者。或者倒过来说,先驱者必然孤独。但整个社会要发展进步,需要有孤独的先驱者。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谈辛亥革命,宋教仁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生前的努力,他的死,都对那场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你是研究宋教仁的,能否先谈一下,在辛亥前后,宋教仁有着怎样的建国思想?

  辛亥革命之后,旧的王朝、专制政权垮台了,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政权?当时有两种办法、思路和观念:一种是希望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由一个强权人物领导国家,说穿了就是需要一个独裁者———袁世凯就是这个想法,北洋军人和当时的立宪派甚至包括梁启超都是这个想法,孙中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想法。但宋教仁代表了另一种思路,他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民主、法制政治,用西方式的政党政治、两党轮替来管理国家。从南京临时政府开始他就一直坚持要实现民主宪政。这个制度的前提是社会要充分法制化,特别是社会的精英、知识阶层要习惯法制、尊崇民主。

  南都:他这个思路是不是有点超前,所以难以在当时的中国实现?

  迟云飞:宋教仁这条路后来看是失败的。失败在于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中国的精英分子没有法制的习惯和观念,没有民主观念。民主好像只是一块招牌,实际上大家并不习惯民主的原则、民主的行为方式和民主的治国理念。中国的专制传统太深厚了,从秦始皇开始,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传统,怎么可能在1840年代以后的70年里就改变呢?所以宋教仁是一个孤独的先驱者;或者倒过来说,先驱者必然孤独。但整个社会要发展进步,需要有孤独的先驱者。

  南都:宋教仁坚持的这套民主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迟云飞:跟他的经历和个人兴趣有关。清朝末年面临严酷的民族危机,宋教仁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这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宋教仁少年时代听到甲午战争失败,台湾割让给日本,就痛哭赋诗:“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因为清政府在列强侵略时一再失误,愚昧颟顸,使得宋教仁这些人倾向于革命救国。1903年黄兴从日本回国,在武汉宣传革命思想,结识了宋教仁。两人一拍即合,成为好朋友。1904年,宋教仁与黄兴等人创立国内最早的革命团体华兴会。之后他到日本留学,创办《二十世纪支那》杂志。在日本,宋教仁上的是法政大学为中国留学生办的速成科,学法律。很多人都进过这个速成科,包括陈天华、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等人。后来因为被清政府通缉,宋教仁只好退学出来,改名进入早稻田大学。这段期间,他潜心研究了西方的法律、政治、宪法,这是他获得民主宪政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他在日本的日记里,常常强调“自我”,是一种现代意识苏醒的体现。

  另一个途径是翻译。宋教仁在日本学习期间翻译了《日本宪法》、《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等著作,等于是系统地研究了西方民主宪政的制度模式。

  南都:看来宋教仁的民主宪政思想主要是在日本形成的。

  迟云飞:也不只是日本。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以后立宪派发起了国会请愿运动,声势很大,当时在日本的宋教仁很关注这些活动。另外,日本当时的自由民权运动也引起宋教仁的关注。他跟日本的不少民权运动家有接触。宋教仁认为日本虽然颁布了宪法,也设立了责任内阁,号称宪政,但实际上还是专制,政权由当初参加倒幕运动的西南各藩藩阀把持。所以宋教仁当时就有一种观点:他认为中国革命成功以后,不能是革命有功的军人来把持政权,否则就不是民主,还是专制。1911年,武昌起义还没爆发时,英国通过了《国会法》,削弱了贵族上院的权力,大大增加了平民议员下院的权力。宋教仁写文章欢呼,认为这才是真正民主。

  南都:你提到宋教仁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在反帝国主义方面他有哪些表现?

  迟云飞:大家都知道陈天华反帝国主义,他写的《猛回头》、《警世钟》,用非常通俗又充满激情的语言,号召中国人起来反抗列强侵略。陈天华1905年12月蹈海自杀,用自己的死来激励国人。宋教仁跟陈天华的感情非常深。陈天华死后,有一次宋教仁跟朋友喝酒,朗诵陈天华《警世钟》开头的词,“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说着说着就放声大哭。一方面是好朋友死了,另一方面其实更是感叹祖国面临这种危急的关头,而清政府却如此腐朽不堪。宋教仁还写了很多抨击列强、特别是日本和俄国侵略的文章。他说日本和俄国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厉害的,日本是明抢,沙俄是暗夺。宋教仁还认为,日本对中国和东亚的侵略,跟美国已经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必有一战。他认为沙俄是侵吞中国领土最多的。宋教仁因为对边疆的史地有很深入的研究,所以他一一地指出沙俄在中国的西北、东北、乌苏里江以东等地的侵略。

  奋斗:为民主建国殚精竭虑

  宋教仁为实现民主宪政做了很多努力,一是法制建设,二是坚持责任内阁制,三是创建国民党。他非常重视法律、宪法的建设。

  南都:有一种说法,武昌起义时宋教仁并没有参与?

  迟云飞:宋教仁那时判断错误。当时共进会和文学社已经在湖北新军中联络了很多人,运动得很成熟了,准备起义。但几个革命党的威望都不是很高:蒋翊武是文学社的,孙武和刘公是共进会的,这三个人的威信、能力、影响差不多,革命以后谁能做总领导人,或担任革命军的都督呢?他们就派人到上海请宋教仁过来。实际上他们觉得黄兴更合适,但黄兴当时在海外,那么宋教仁也可以。宋教仁本来已经准备动身了,但他有一个好朋友胡瑛,当时还在湖北监狱里,胡瑛派人给宋教仁捎了封信。其实胡瑛不太了解外面的情况,但他在信里说湖北还没有准备好,你不能轻易来,太危险,如果被抓住了是革命的损失。宋教仁就犹豫了没去。结果武昌起义爆发,起义军推举黎元洪为都督了,既然推举上去了就下不来了。如果宋教仁早点去,这个都督可能就是宋教仁来做了。

  南都:他是在起义之后才到湖北的?

  迟云飞:革命爆发了,黄兴从海外回到上海,宋教仁才和黄兴一起赶到湖北。黎元洪已经做了大都督。这时候宋教仁还不甘心,他想让黄兴做湖南湖北大都督,位置在黎元洪之上。这样将来组织全国统一的革命政权时,革命党可以占主导地位。但是没想到湖北的革命党人不同意,黄兴又很谦虚,就没成。后来宋教仁又联络各方,想设立革命阵营的大元帅,推黄兴做大元帅,黎元洪做副元帅,很多人又反对,又没成。黄兴很厚道,他就是要推孙中山做建立革命政权的领导人。听说孙中山回国了,黄兴就跟各方联络,要大家推孙中山做民国大总统,宋教仁也是同意的。后来选举的时候,各个省组织了代表会议,17票有16票是推选孙中山,只有一票推了黎元洪。

  南都:那么具体来说,辛亥前后宋教仁为他的民主宪政理想做了哪些努力,有哪些贡献?

  迟云飞:宋教仁为实现民主宪政做了很多努力,一是法制建设,二是坚持责任内阁制,三是创建国民党。他非常重视法律、宪法的建设。在辛亥革命当中他就主持起草了《鄂州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形式的现代宪法。《鄂州约法》虽然当时没能落实,但对后来各个省颁布的约法影响很大,也成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基础。

  所谓宪政国家,第一条就要有宪法。宋教仁起草的《鄂州约法》规定了人民的权利,比如说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的自由,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等。《鄂州约法》里面还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形式,比如说湖北的都督,要受到省议会和法院的制约。如果放大到全国,就是总统要受到议会和法院的制约。

  南都:《鄂州约法》直接影响到后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迟云飞: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宋教仁当法制院院长,他主持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想把它作为民国的宪法。但后来由孙中山提交给南京临时参议院时,参议院不同意,说要由我们参议院自己起草。但南京临时参议院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是吸收了宋教仁《鄂州约法》和《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里面的主要内容。比如说对责任内阁制的描述、对人民自由的描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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