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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住房漫谈

2019-06-07 22:53:22

如今,在北京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房子了,有了房的看着房价上涨的新闻心中窃喜,无房的自然是盼望着房价能下降。不可否认的是,自古以来,北京的外来人口所占比重就相当大,住房的问题历来突出。因此,历朝历代都把解决住房问题列入议程,尽可能构造"民以居为安"的环境。

众所周知,在我国实行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前,是有福利分房制度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机关事业单位都自盖住房或征用住房来当宿舍,形成了成百上千个机关大院,并保留至今。而大厂矿亦是如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建的京棉(原来称国棉)一、二、三厂及印染厂、纺织配件厂在东郊形成了纺织城,在工厂区的对面就是宿舍楼。而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市场经济的力量也提升了住宅品质,改善了居住条件。

住房多样化的理念并非现代独有,古代就有类似的制度。以清朝为例,除民间私宅外,"赐房"是八旗制度重要内容之一。那时候不称"分房",皇帝直接下达的分房指标称"赐",即皇帝的赏赐。清代汲取明代皇子分封各地后闹独立的教训,为便于掌控和管理,皇帝的兄弟、叔侄、子孙不在外地建府第,皆住在京城。像皇子之类的人物,成年后都要搬出紫禁城"分府而居",皇帝会根据他们的爵位(清代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侯、伯、子、男等爵位十二等)赐给他们居所。其他被赐房的人是根据祖上及其本人的功绩和家世源流所赐。住房的规模、形制和房间多少严格按《大清会典》的规定,由工部衙门修建,而且无论是亲王还是其他爵位的人,只有居住权,房屋的产权由内务府掌握。清代除"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外,爵位是一代一代往下降的,降了的人因级别低了,爵位小了,要退出原来的住所,住到适合身份的房子去,这种再次"分房"由内务府操办。如果获罪或被废黜,其房屋也要根据宗人府的裁定由内务府收回,再由皇帝赐给新封的人。

清代的"赐房"并不仅仅针对宗室和王公贵族,一些进入中枢机构的汉人大官也有机会得到这种赏赐。清初,汉人不允许居住在皇城和内城中,朝中的汉官也只能住在外城,如宣武门、崇文门外。但皇帝钦赐赏房的则另当别论。康熙朝的翰林院大学士高士奇就被康熙皇帝"赐居太液池之西"。据《宸垣识略》记载,高士奇的赐第在今天的西安门光明胡同,因"密迩秘苑,金鳌蜿蜒,其入值必经之路",高士奇在此写下了记述京城古迹的《金鳌退食笔记》一书。

此外,官房和平民住宅、廉租楼等旨在解决住房困难的政策,先后在不同时代推出。鉴于北京外来人口众多的特点,会馆也曾扮演过重要角色。本期的品读就为大家讲述北京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住宅方案,及其在北京留下的痕迹。

1 八旗兵丁住营房

拱卫京师的八旗兵是清廷统治的基础,他们不用自己盖房,而是住在规定的营房中。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按清代的八旗制度,如果不是有特殊原因"抬旗",可能祖祖辈辈一生一世都要住在出生的营房中,很少有机会成为"流水的兵"。清代的八旗制是军政合一的体制,旗兵平时在家,战时集合出征,各个旗的长官如统领、佐领之类,不但有军事指挥权、行政管理权、司法权,而且也要对旗下的旗兵吃喝住行负责。他们会根据旗兵的品级和职务分配住房。住房都在营里,不能买卖不能租赁,只能居住。住在营房里是不交房租的,因为旗人只有皇粮俸禄或偶尔的额外赏赐,不会有太多其他收入,这样房租就免了,这对旗兵也算是特殊待遇。

按史料所载,清代驻京的满洲八旗的旗兵有护军营,又称"内营",它们按旗的颜色和防地不同分布在"内九外七"城门内外,正黄旗在德胜门、正白旗在东直门、正蓝旗在崇文门、正红旗在西直门、镶黄旗在安定门、镶白旗在朝阳门、镶红旗在阜成门、镶蓝旗在宣武门。八旗营房如星罗棋布,拱卫京城。而在西郊还有火器营、健锐营和圆明园护军营等"外三营"。除此之外还有"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等营房。营房虽为军事基地,是旗兵的指挥中心,但在清末时已无多少军事意义,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已演变成纯粹的民居了。

从史料上看最初的营房是统一设计的,不但有供旗兵居住的房屋,还有练兵阅兵的校场及办公议事的"中军帐"。所住的营房与北京的民居无异,只是屋中没有生产工具和过多的摆设。营房是灰砖灰瓦,由大小不同的院子和排房组成,规模不是很大,也不会有磨砖对缝的四合院式建筑。在营房中往往建有寺庙,以关帝庙居多。基层旗兵收入不多,但衣食无忧,故而在无战事时,冬天他们在校场晒太阳,夏天在树荫下乘凉,疏于操练,养成了懒散的性格,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辛亥革命后旗营的房屋都归了居住者,官大的"军事首长"占的房多,除居住外,还可买卖出租,而那些沦为贫民的基层兵勇,有间营中的住房就很满足了。在晚清,因八旗子弟繁殖过多,房不够了,有些兵丁就住不进营房了,像老舍在自传小说《正红旗下》中称他家就住在小羊圈胡同里,不是旗营而是大杂院了。

老北京的旗营不复存在了,但不少都留在了地名中,成为了活化石。如什么北营房、南营房、东营房、西营房等等,都可以在地名志中查到。按笔者粗略的统计,仅在城六区及一些郊区的地名志中称"营"的至少就有60多个,有些"营"是明代甚至元代的产物,与清代的八旗营房不是一回事,多数"营"在今天是村、庄的名称。不过有些"营"与军事有关,像元代留下的孛罗营,当年就是驻军的地方,像王四营、校尉营、铁匠营、弓箭营、养马营等等都与驻军有关。

2 官房与平民住宅解难题

自明清以来,北京就以外来人口居多,买房的少,租房的多。而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除有祖业房产外,差不多都是租房住。京城里大的四合院多为"官产"和"祖产",是不出租的,人们只能租些小的三合院、四合院或大杂院的房。鲁迅在民国期间算是"收入颇丰"的人,他在"兄弟失和"后搬出了自家购买的八道湾小院,在买宫门口三条的房之前也要租房,并在西四大院胡同里住了一阵子。

租房的人多了,就产生了吃中介饭的人,他们被称为"房牙子"或"房虫子",其中混杂了一些不务正业的人,全凭花言巧语和招摇撞骗从中渔利。有的租房者往往在门口贴上"吉屋招租"的广告,客户找上门来洽谈便可,租赁双方直接交易可以免于"房牙子"从中盘剥。据《旧京琐记》所云:"京人买房宅取相以为食者谓之吃瓦片",以租房为生者,有了"吃瓦片儿"的恶谥。

老北京城人多房少,谁也不想露宿街头。为解决住房难题,清朝政府在北京城内盖了一些"官房"出租给买不起房的人,这也体现了古代的住房多样化。"官房"不是给当官的住的房,而是由朝廷出资盖的类似营房的廉价群租房。这种房大多是灰顶,而不是瓦顶,用碎砖砌的,但外表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专门出租给穷困的市民、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太穷的贫民是住不起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在其回忆文章中称,他最早就住在后海附近的"官房"里。住"官房"的人要有"保人"和"签字画押",欠房租是不允许的。近年有人称"官房"是慈禧皇太后为体恤百姓用自己的"胭脂钱"兴建的,其实是误传。因为"老佛爷"不可能对平民住房困难有兴趣。

随着时间的推移,"官房"大多被拆,可寻的遗迹已不多,但留下了"官房大院"、"南官房"、"北官房"、"东官房"之类的地名。

民国期间出现的"平民住宅",也是为了解决无房户的居住问题。据学者王子建《中国劳工生活程度》一文的资料,20世纪30年代,北京城市手工业艺人平均每家住1.04间,每间房住4.16人,住房之拥挤程度甚至超过了上海、天津。于是,平民住宅应运而生。据《燕都丛考》等史料所云,它出现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当时在北平驻防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从军费和行政开支中拨出3万大洋,协调北平市长秦德纯"建设平民住宅一处,俾使贫苦平民借以栖止"。一年后,作为样板的"平民住宅"在天坛西门外建成,称"新民里",共计140间。房屋是灰瓦铺顶,灰砖砌墙,地面是焦渣铺的,而且还配建了公共厕所,比起清代的"官房"要好得多。这处平民住宅不仅设有专门的管理员负责"招租、收租及维持秩序、清洁等事项",并清查住户姓名、人口、籍贯、年岁、职业及确定承租、退租日期,而且规定了承租人的义务,诸如禁止赌博、吸毒、嫖娼,不准私相授受、转租倒租,迁居要提前登记备案等。每间0.6元的月租金,不仅低于同期忠恕里地区的房租价格,而且创下了国内大城市"平民住宅"租价的最低值。

宋哲元力主的"平民住宅"无疑是一大善举,但在几百万人口的北平,区区百余间房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抗战爆发后,宋哲元部队撤离北平,"平民住宅"计划中止,日伪时期,这里的"平民住宅"为地痞、汉奸所霸占,一度成了下等妓院。

3 廉租楼受困难户欢迎

清朝有"官房",民国有"平民住宅",而1949年之后,北京又有了"廉租楼"。所谓"廉租楼"有两种,一是1958年建的"公社大楼",二是"文革"中建的"简易楼"。过了六七十年,这些"廉租楼"大多数列入危楼范畴了。

所谓"公社大楼"又称"社会主义大楼",北京有三幢,分别在东城北新桥北官厅、广渠门内大街和西城区福绥境地区。"公社大楼"是按当年苏联板式楼公寓的理念设计,同时又加入了"中国元素",如每个单元内有厕所,有贯通的走廊等等,按现在的标准看只能算是"筒子楼"。"公社大楼"质量并不十分理想,但总体上还是很结实的。"公社大楼"最初没有厨房,设计的服务设施及食堂安排在地下室。"公社大楼"有电梯,有自来水,有暖气,但没有煤气或天然气,原本设计的托儿所、医务室、商店等服务设施,因后来经济困难而成为纸上谈兵。拟安装六七部电梯改为了两部,而且还不常开。在半世纪前,"公社大楼"算是高档的住宅。虽说高档,但租金还是比较低廉的,仅比租平房贵些,属于"廉租楼"范畴。

人民公社解散之后,广渠门内的"公社大楼"改称"安化楼",福绥境的改称"福绥境大楼",而北官厅的那幢拆了,所以没有北官厅大楼之称。"公社大楼"作为历史名词留在了"老北京"的记忆中。

在北京的"廉租楼"中,最多的是分布在城区内的简易楼。简易楼是为了解决居民住房极端困难而兴建的。"文革"时期全市城区内所有住房都归公了。租不到私房,但城市人口剧增,两三代同住在小房子里是很正常的现象。为了解决住房难题,房管部门就盖起了简易楼。简易楼的标准要低一些,而且各房间不隔音。

简易楼是"文革"中盖的,自然有那个时代的特色。楼内设男女公厕各一间,并有公用厨房,厨房内先是烧煤,后来改用煤气灶。楼一般只盖四层,不设电梯。

简易楼以简陋和租金低廉著称,多分布在人口稠密和住房最困难的地区,如阜外南营房、朝外南营房、东四弓箭大院、天坛南里、天坛东里等地,其房租与平房租金相差不多,很受困难户欢迎。这些廉租楼近年变成了危楼,相继拆了。

4 来京同乡多住会馆

住房的多样性是老北京的特色之一。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想尽办法解决住的问题。无论是进京赶考还是来经商的,在北京都想找个落脚地,如果住个十天八天可找旅馆客店,如果时间再长就很困难,于是会馆就应运而生。按《竹轩摭录》所载:"近世乡人云居会饮及乡试举子寄居之所曰'会馆'" 。在会馆中又分几种,一是各省府县乡办的会馆;一是各行各业办的工商会馆;及专为赶考者住的试馆。会馆"由乡人入朝者共置之",所以各地办的会馆本身就具备招待本乡本土人的旅馆性质,以住人为主。当年,林则徐、曾国藩、谭嗣同、康有为及鲁迅等来京时都住在会馆里。有些人在北京发迹之后方搬出会馆择居而住。

据《朝市丛载》记述,在清光绪十年,北京的大小会馆就有392家,如果加上行业公会办的工商会馆就更多了。这样进京的赶考举子和商贾都有处可住。地方会馆是同乡性质,住在这里方便,没有语言、习俗障碍,而且大多不收费,或象征性收几个钱。会馆在解决住宿问题上的作用是很大的。

在明代,有些会馆开设在内城,而清代施行满汉分居,会馆多设在城南,如崇文门外和宣武门外,极个别设在内城系明代所建,如浙江镇海会馆就设在东城东华门附近,试馆专门为进京赶考的举子服务,为方便考试,喜欢设在贡院(今建国门内)附近,像安徽庐州试馆就设在东单观音寺胡同,而它的会馆设在前门外石头胡同。

会馆是集资或居京的官员和富贾资助兴建的,根据各地财产实力大小和进京人数多寡,会馆的规模大小不一致。据1949年的统计,广东省大小会馆有房2479.5间,浙江省大小会馆2468间,说明这两个省在历史上经济就发达。而台湾与内地来往困难,进京者少,会馆只有23间房,值得欣慰的是台湾会馆算是今天保存最好的会馆。在取消科举考试之后,许多会馆将多余房屋出租,成为北京住房资源的一部分。民国之后,会馆的作用更为淡化,差不多都成了出租房,由吃瓦片儿的大房东、二房东掌控,许多会馆成了大杂院。

北京的住房中,还有被称为"庙寓"的住房形式。所谓"庙寓"是指寺庙兴办的住宿机构。明清时代北京大小寺庙有2000余座,并非所有寺庙都设庙寓。按清光绪年间的《朝市丛载》记录,北京办庙寓的寺庙只有31处。如法华寺、法源寺、保安寺等,有些是道教寺观,有些是佛家寺院。

庙寓设在庙里,突出的是清静,讲究清规戒律,因此庙寓只租给来京述职、公干而且有一定级别的外省官员,平民百姓不是接待的对象。由于接待各省大员,庙寓的房间要宽敞明亮,设备齐全,一般设在寺庙的花园中,像东城报房胡同的法华寺庙寓就设在庙西的海棠院中,《天咫偶闻》对此有所描述:"寺之西偏有海棠院。海棠高大逾常,再入则竹影萧骚,一庭静绿。桐风松籁,畅入襟怀,地最幽静"。李鸿章来京办事,就在贤良寺内栖身。贤良寺在今天的金鱼胡同附近,离办理外交洋务的衙门很近,出入方便。

庙寓与会馆一样是封建时代的住房形式,辛亥革命后,旅馆业发展空前,庙寓从历史舞台上逐渐消失。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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