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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史学界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一些学术观点

2019-06-07 22:51:57

我国史学界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认识、动机、责任、性质和后果等许多方面都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在《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著文就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性质和后果两方面的学术争论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一、关于条约的性质

1.“革命妥协”说。刘士田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打破帝国主义包围,粉碎帝国主义阴谋的革命妥协”,“它与列宁主义的外交原则:既考虑苏联的国家利益又考虑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利益是不相违背的”(刘书田《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布列斯特条约比较》)。王芝也认为这个条约是“苏联外交利用帝国主义营垒的矛盾,取得有利的国际环境的一大胜利”(王芝《条约有利于世界人民》)。

2.“绥靖”说。帅桥昌认为:“苏联与德国缔结条约是真正的祸水西引,实行了比英法更甚的绥靖政策”(帅桥昌《又一种绥靖》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12期第47页)。沈志恩认为《苏德不不侵犯条约》“同《慕尼黑协定》的区别仅仅在于,英法牺牲了捷克和自身利益,而苏联得以强行恢复了1913年的俄罗斯帝国疆界”(沈志恩《1939~1941年苏德关系剖析》)。孙红旗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慕尼黑协定》并无本质区别,都是欧洲大战前夕绥靖政策的典型表现,或者说苏德条约是继英法之后苏联掀起的又一个绥靖高潮”(孙红旗《苏联与绥靖政策》)。

3.“分赃”说。徐炽庆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一桩大国之间带有分赃性质的秘密交易”(徐炽庆《从列宁的对外政策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江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陈海燕也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大国宰割小国的预分赃合同”(陈海燕《从布列斯特到莫斯科──综论战前苏德关系》)。

4.“同盟”说。王斯德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成了事实上的同盟条约”(王斯德《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九三九·八)》)。

二、关于条约的后果

1.“有利”说。王芝认为苏德条约的签订“争取了对苏联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使苏联赢得了为战胜侵略者所必需的22个月的时间”,并使日本“在国际上更加陷入孤立”,“对苏联人民及世界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更有利”(王芝《条约有利于世界人民》)。李安启认为:“苏德条约的签订,不仅打破了英德勾结起来反对苏联存在的企图,而且打破了德日法西斯的反苏联盟约和战线,使苏军在军事上避免了两线作战”(李安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再研究》)。

2.“利大于弊”说。赵纯海在他的文章《也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中指出该条约利大于弊,应该予以充分肯定。高明振也认为:“我们既要看到苏德条约的积极作用,又要如实地分析客观存它的消极后果。但是两相比较,权衡利弊得失,尽管条约给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以及苏联本身曾经暂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但……积极的作用是根本的,主导的”(高明振《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几点看法》,《世界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4期)。

3.“弊大于利”说。薛龙根认为条约弊大于利、过大于功,尽管条约为苏联赢得了一年多的备战时间,为后来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它由此带来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如“客观上助长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大大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给国际共运造成了分裂,损害了各国党的威信,破坏了开始形成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使自己丧失警惕,使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薛龙根《过大于功 弊大于利──也谈苏德条约》。

4.“不利”说。王斯德认为条约消极作用很大,理由是:“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苏联的手脚,不利于充分利用帝国主义矛盾,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推迟世界大战的爆发”。“模糊了苏联和世界人民的认识,不利于推动世界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王斯德上文)。黄宗祥、李昌德等人也著文指相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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